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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新年第一游，路过打卡正被沉浸式深度体验取代******

　　“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最好的时光即将到来。”站在2023年1月1日这个新起点，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用这句话总结2022，展望充满可能的2023。

　　自2023年1月8日起，对新冠病毒感染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民众出游意愿和出游信心加速恢复，国内压抑了3年的旅游需求正加速释放，旅游市场的复苏曙光渐现。

　　近日，各类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大家分享旅行vlog与美食美景照，即使是按捺着躁动之心尚未出游的朋友，也跟着一起看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已经热情拥抱国内游大潮的人具体感受如何？听听亲历本场浪潮的“浪花们”怎么说。

　　前往黑龙江省感受冰雪世界的扬扬说，作为一个北方人，本想到温暖的南方城市过过“夏天”，但某一刻突然想看看一望无际的茫茫雪原，便干脆买票北上了。南下到温暖三亚看海的小宇也是一个行动派，和朋友看到许多漂亮的景区图片和旅游攻略介绍，便决定去海南逛逛美丽的三亚湾。小茹和朋友刚结束考研，追剧中被美丽、治愈系的云南大理风光深深吸引，马上买好了3天后出发的车票。

　　近几年，大环境带来了太多的不确定，很多年轻人在不确定中迷茫着，但有时候需要的并不是瞻前顾后与深思熟虑，而是一分冲动与洒脱。同时，虽然目前大环境仍有诸多不确定性，但对于许多人来说，出游需求已然成为那个“确定性”。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最近的这次出游是3年来最自由、最不受约束的一次，所以几位受访者都表示，优先考虑的是自身的体验与感受，性价比可以暂时往后排，颇有些“报复性”旅游消费的意味。与此同时，旅游地住宿、出行、游玩项目等方面的价格也有较为明显的上涨，被大家戏称为“报复性涨价”。

　　受访者扬扬提到，他们体验的雪地摩托、雪地蹦蹦、雪圈漂移等景点游玩项目，多是“50元5分钟”“80元7分钟”的价格，要是平时，看到这样的价格自己大概会转身就走，但这一趟旅游他们暂时选择了将体验与快乐放在第一位。

　　小宇也提到尽管出行住宿费相较于过去上涨了不少，但他们还是选择了节约路程时间、有更多更好的游玩体验。

　　处在疫情管控放松后的首个旅游出行大浪潮这一较为特殊的时间点上，不少游客似乎都降低了对价格的敏感度，但“潮水”终将退去，无论是游客的报复性出游消费，还是被戏称的商家“报复性涨价”，都是暂时的“狂欢”，旅游业终将回归理性，重视提升服务与消费场景才是旅游目的地发展的长久之道。

　　扬扬表示，哈尔滨的许多俄式风情建筑让她眼前一亮，中央大街、冰雪大世界等景点也有较好的观感，但不足的是，城市建筑均比较老旧，导致整体观感有些扣分，且地铁线路覆盖不足的问题，也给这次旅游带来一点遗憾。

　　小宇则提到三亚一些景区存在拉客现象，在沙滩、游艇上总能遇到有人拉客推销，导致后面几天他们看到陌生人靠近就想走开，严重影响了游玩体验。同时，他也表示，夜市大多是外地小吃，没有吃到海南本地的特色美味，很是遗憾。

　　说到近期旅游的难忘回忆，几位受访者都表示，从过去的路过式体验游逐渐倾向于沉浸式深度游。小宇感觉自己好像融入了三亚，景点毋庸置疑是美丽且热闹的，但他也很享受每天清晨或傍晚走在沙滩上感受着海水拍打双脚，坐在沙滩上放空自己，或是在小岛上慢悠悠地骑着电动车吹着海风，感受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小茹提到，以前出游往往像是完成任务打卡一般，每天走走看看这个或那个景点，吃几顿特色菜，最后买几份特产。尽管这次她也去了苍山洱海等著名景点，但在回忆时，脑海中最先浮现的是沙溪古镇的一家薄荷咖啡馆，坐在可以晒太阳的院子中，喝着茶，看着书，一上午就慢慢过去了。

　　这3年，人们有太多紧张、焦虑、迷茫等负面情绪，不妨换个环境“生活”几天。

　　2023，去被美好的旅行治愈，再出发。

　　实习生 王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齐征 来源：中国青年报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朱鹮野外种群从1981年的7只增加到6000余只，藏羚羊野外种群从7万只增加到约30万只，在野外一度消失的野马、麋鹿重新建立起野外种群……这些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离不开这些年来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

　　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此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为了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坚持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岳仲明表示，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实际需要相适应

　　“2021年云南大象北上及返回之旅，让世界看到了我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岳仲明介绍，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制定，2004年、2009年和2018年三次修正，2016年进行了修订，“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加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和拯救繁育工作，维护生物多样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5月至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评估野生动物保护法，广泛收集各方面对法律修改的意见建议，为修改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提供依据。

　　“检查中多地反映，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执法检查报告显示，存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相关法律衔接不够等问题，表明相关法律制度亟待修改完善。

　　对此，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和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大限度吸纳民意、汇聚民智，科学决策。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修订草案印发各省(区、市)人大和中央有关部门、全国人大代表、研究机构、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征求意见，并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修订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2022年8月，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会后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3806位社会公众提出的12057条意见，另收到来信11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社会公众主要就规范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展演、放生等提出了意见建议，相关意见建议在草案三次审议稿中作了体现。

　　修法完成后，推动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已提上日程。岳仲明表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快制定、完善相关配套规定，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回应社会关切

　　加强外来物种防控、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近年来，诸如外来物种入侵、野生动物损害人身财产安全问题等新闻不时见诸媒体，引起社会关注。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中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也予以了积极回应。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从境外引进的野生动物物种不得违法放生、丢弃，确需将其放生至野外环境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岳仲明介绍，发现来自境外的野生动物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谢屹表示，外来物种危害是全方位的，不仅导致本地物种灭绝、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改变、退化以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更严重危害到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才能够实现因‘放’而‘生’。”

　　此次修法中，还增加了“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放生野生动物活动的规范、引导”等内容。“一些社会公众放生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放生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做到合法有序。”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表示，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需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此次修订中，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的细化也成为一大看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些地方野猪等野生动物泛滥成灾，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农牧生产。“野生动物肇事的问题根源在于野生动物活动区域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区域的空间重叠。”谢屹表示，得益于我国多年持续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但作为关键栖息地的自然保护地因为面积既定和生态承载力有限，导致了此类问题呈现加剧态势。

　　此次修法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予以细化，其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

　　“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秦天宝表示，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因此诸如野猪等野生动物也被纳入其中。”

　　凝聚各方合力

　　为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直接法律依据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工作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近年来，随着公益诉讼制度在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合力方面作用愈发凸显，此次修法新增的公益诉讼相关条款，对满足实践发展需要和破解制度发展瓶颈是关键一步。

　　“此前，依据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野生动物保护实际上已经‘隐含’在了公益诉讼适用的范围之内。”秦天宝表示，此次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则明确为检察机关等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这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相关社会组织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唐家河保护区)是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属2019年1月挂牌成立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2015年以来，四川省青川县某肉羊养殖场以及村民韩某某等长期在唐家河保护区内违法放牧，破坏了大熊猫及其伞护的野生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尽管唐家河保护区管理处针对上述违法行为多次向有关主管部门书面报告，但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2020年5月，青川县检察院主动走访县内自然保护区时发现该案件线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督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职。同时，检察机关兼顾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养殖户合法权益，推动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养殖户退出自然保护区补偿问题，引导自然保护区原住居民利用现有资源发展乡村振兴产业中的重点项目、有偿参与国家公园管理。

　　“本案是中国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第一案，彰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胡卫列介绍，自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万余件，既涉及国家保护的陆生、水生野生动植物，也涉及动物栖息地、自然保护区，以及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治和本地重要生物种群的保护等。

　　“如今公益诉讼条款写入野生动物保护法，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林业和草原、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协作配合，形成公益保护合力。”胡卫列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调研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情况、制定相关办案指引，指导各级检察机关规范办理此类公益诉讼案件。

　　版式设计：蔡华伟

　　本报记者 张 璁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